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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竟我们的观众,大部分是不坐出租车的。 有的人非常敏感地意识到公众的要求高了,不满增加了,于是,主动地低调起来,也知道需要多做点事情。但是有些却还茫然不知,忙着设计惊艳的亮相效果,比如集体穿旗袍。当然,最终大家没有看到浙江三十钗,在舆论的压力下,这场事先张扬的亮相取消了。 闾丘露薇 刘荒田 [美籍华裔作家] 旧金山一通衢大道上,一位60多岁的同胞,上午10点,站在人行道,毫无遮拦地,泰然自若地,面对大街上的行人和汽车,大撒其尿。我在对面看得清清楚楚,差点昏倒。本来,站在墙角撒,人家只看到背面,好歹保得住可怜的隐私,为什么他不干?我今天突然想通了。 这位前列腺出了故障但脑瓜子挺好使的世故人物考虑到,面对大街撒,相对较为安全。试想想,墙角紧挨车库,上面是窗户,如果碰巧有人从里面看到他,投以鄙夷的目光,大摇其头,算是最好的待遇。如果屋内人是男同胞,较大的可能是开门走出,戟指老先生的老脸,破口大骂。万一女主人碰巧出门打扫车库外的空地,他来不及撒完,难免挨上一扫把。这是私人空间,你胆敢侵入,进行丑陋之至的行为,留下一摊味道欠佳的带白色泡沫的液体,遭到处罚不是理所当然吗?至于撒在大街,除了隐私暴露这一弊病之外,安全系数无疑是很高的。我也只是怒目而视而已。还能做什么?报警是反应过度,走过去训斥是狗咬耗子。 即使在美国这样较为成熟的公民社会,“众怒难犯”这一定理也不是通行无阻。小事情,靠的是自律。自律来自公民自身人格尊严的确立和维护。 要侵犯,就侵犯公共的,原来是颇为保险的策略。且看另外的例子,在城市开车,差不多天天看到一些货车占据车道,最多是送包裹的和送货的。最教人气不过的,是明明可以不占偏要占。司机们的出发点和随处小便的老先生一致。停在停车表旁边,一、要付钱,二、停车要多费工夫,论省事,当然是停在车道上。如果在屋宇的车库前停,万一人家要开车进出,岂不麻烦? 刘荒田 一家之言 3月3日,加拿大籍华人朱凡博士在广州学而优书店举办新书《海归博士的家庭教科书》发布会并发表演讲,以下为演讲摘要 作为父亲来说,我们是有一个负担的,就是养家糊口,叫做“揾食”,就是出去挣钱;另外一个负担是养孩子,广州话叫做“凑仔”。通常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矛盾。我有三个孩子,但是我都把他们像独生的孩子一样来教育。 印象最深的是,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全世界跑,醒来的时候大概要花好几秒钟去想想我住在哪里、哪个方位?在法国的时候我遇到一对经营餐馆的夫妻,他们很感慨地对我说:“你做那么多生意,那么成功,挣那么多钱,其实没有用的。我们对孩子的关爱从来不会打折,我们可能不像你那么多钱,但我们有家庭日,星期天我们是关门的,我们一家人出去玩,你有吗?你没有。”用一句话来说,揾食是挣钱糊口,你是为谁呢?你肯定说:“我出去辛辛苦苦赚钱就是为了孩子。”但你知道孩子其实需要什么呢?他是需要父爱的,但父爱是需要时间和空间上的保证的,更重要的是父爱是需要心灵的接触。而传统的父亲角色是很少参与孩子的事务的,一般都是父亲外出挣钱,孩子由母亲全权负责,但其实父亲对孩子的负担是两个方面的:一方面是负责挣钱回来,另一方面则是负责养育孩子。怎么养育孩子,如何养?可以说,我们会留意孩子吃什么,关心他的身体健康,但有多少父亲会关心孩子心灵上的满足呢?教育的关键在父亲,要用父教去喂养孩子的心灵。 孩子天然的玩具是谁呢?是爸爸。爸爸会把小孩子的双腿倒提起来,妈妈们是不会也不敢的,我是会的。我觉得这个小孩不错,就把他翻过来,晃来晃去。他会觉得很刺激。这是爸爸的玩法和妈妈的不一样,爸爸的玩法更有创意。后来,我要出去工作的时候,我女儿问我:“你什么时候再回来?”你最好不要走,但是没办法,因为你知道一定要去工作的,你是身不由己。这里面有一个角色平衡的问题。 平衡的策略在于你视什么为重。尽职的父亲,可能钱少挣些但对孩子的关爱绝不打折,就算再忙也要学会找时间和孩子进行心灵的交流。有智慧的父亲善于抓住孩子成长关键期,做到“三陪”:小时候陪玩、上学时陪读、青春期陪成长。聪明的父亲会将事业上那一份热情同样倾注在孩子教育方面,有热情有动力,何来累?而且,他们将对孩子教育充满创意,家庭教育成为一件乐趣无穷的事。 为什么带孩子很有乐趣、很好玩呢?第一,你会看着你的孩子每天不一样;第二,孩子让我充满着一种热情。有了热情就不一样,做起事情来会有一种满足感;第三,就是伴随成长。为什么12岁的孩子不愿和父亲说话?我自己检讨一下,因为有代沟,还有就是我不再学习。翻开他的课本,会发现小时候学的东西和他们现在的不一样了,他们接触的东西和现在不一样了,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圈子了……所以,我要了解他想些什么,他兴趣的是什么。在这种学习当中,我也在成长,或者用一句行话来说,孩子教育我做爸爸,我跟孩子一起成长。 我有一个提法,叫做“父爱倒计时”。因为在加拿大,16岁的孩子可以拿驾驶证,也就是说他16岁的时候已经负起了成人的责任。这个时候他已经成熟了,我必须跟他有分开了。当我想到这个时候,我就会觉得我再苦再累也算不了什么。而且,你想想,你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有多少?尤其是父亲。妈妈时间可能多一点,但是父亲可以亲密地和孩子在一起,跟他一起玩一起吃一起拉手,真的不会很长时间。好点的可能就那么七八年,也可能就是童年这几年。所以我会觉得很珍惜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。还有就是一种紧迫感:我必须在他成年之前,教会他什么东西,教他学习知识的能力,更要教他生存的能力。 (本文由黄飞录音整理) 黄飞 (本文由黄飞录音) 凌云岚 1 民国教材重印出版终至脱销 “万年桥边小池塘,红白荷花开满塘。上桥去,看荷花。一阵风来一阵香。”(《开明国语读本》,第41课) “萤火虫,尾巴上面光闪闪。照到窗子前,照到屋檐边。夜里不怕天黑暗。萤火虫呀,你家好开灯笼店。”(《世界书局国语读本》,第94课) “菊花盛开,清香四溢。其瓣如丝,如爪。其色或黄,或白,或赭,或红。种类最多。性耐寒,严霜既降,百花零落,惟菊独盛。”(《商务国语教科书》,第130课) 这是三篇来自民国老教材的课文,在很多家长的眼中,这样的文字似乎比孩子们正在使用的语文教材更具魅力。受到时下家长热捧的这三套教材中,最出名的当属叶圣陶撰文、丰子恺绘图的《开明国语课本》,这套1932年出版的老教材和1917版的《商务国语教科书》、1930版的《世界书局国语课本》一起,作为“上海图书馆馆藏拂尘”系列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重印出版,初版时每套教材各印了8000册。有意思的是,这套老教材2005年刚刚问世时销售并不理想,从2008年始,销售量突然开始上扬,2010年,这几套教材在各大图书网站热销,最终脱销。这一销售“奇迹”让出版社社长也颇为惊讶,面对记者的采访,甚至用“忐忑不安”来形容自己的心情。 社长这种“忐忑不安”的心情不知能持续多久,民国语文读物热却仍在持续升温。2011年,民国语文教材的队伍中又增加了青年出版社的“开明系列语文课本”、北京大学出版社的《民国语文》、中华书局出版的《民国经典国语课》等。此外,民国学生的作文选本及民国时期的经典儿童读物如“幼童文库”等陆续面市,大有燎原之势。 2 当下教材编写者缺乏的“儿童本位” 民国教材引起追捧的原因,不同人群的看法不尽相同。以三套老教材为桥梁,在看似断裂的当代教育与民国教育之间似乎拉起了一条线,不论是外行还是内行,都要面对同样的问题:中国的教育水准在倒退吗? 以制度论,教材的编写自1903年以来,一直是“国定制”和“审定制”并存,而“五四”之后到1937年这段时间,则是以“审定制”为主。所谓“审定制”,就是国家教育行政部门,根据颁布的中小学各科课程标准,通过自己设定的教材审定机构,对有关出版单位编辑的各类教材进行审查鉴定,审定通过后准予出版、发行、使用的一种教材编审制度。与国定制想比,这种制度无疑为教材的编写和出版留下了较大的自由空间,各种民营书店、出版社得以进入教材市场。因此,民间自编教材在这一时期空前繁荣。 在审定制实施的前提下,民国时期教材编写唯一需要遵循的原则便是“课程标准”。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之后,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1923年公布了新的《课程纲要》,对不同阶段国语教学的目的性有着明确描述。其中,中学国语教学目标恰为叶圣陶制定:“使学生有自由发展思想的能力;使学生能看平易的古书。使学生能做文法通顺的文字;使学生发生研究中国文学的兴趣”;小学国语的课程大纲则由吴研因拟定,其教学目标为:“练习运用通常的语言文字;并涵养感情、德性;引起读书趣味;建立进修高深文字的良好基础;养成能达己意的发表能力。”此后,这一课程标准又经过几次修改,但到1930年代,其主要内容和基本格局基本已定,不再有太大变化。相比之下,1986年之后中国教材编写虽然同样采用“审订制”,但审批的严格程度远超民国。 如果说制度层面的因素是“有据可查”的话,那么民国“味儿”成形的另一要素“氛围”,却多少有些“虚无缥缈”。不过,很多家长的感受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。在谈到为何选择这些老教材作为孩子读物时,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“童趣”、“天真”等词。换言之,这批教材能够激起孩子的阅读兴趣,是不错的儿童读物。这种“儿童本位”的教育理念,大概正是当下教材编写者所不具备或“不能”具备的。因为其所依托的,是民初整个中国知识界对“儿童”的重新发现和重视。 3 民国想象是一种“姿态”和“立场” 当民国教育与当代教育的比拼从小学教材蔓延到高等学府时,不难发现,对“老北大”、“老清华”等学府的回忆始终是时下民国记忆中的重要部分。所有对民国世界的叙述、建构、回忆甚至消费,都隐含着同一个问题:民国对当下到底意味着什么,它的魅力源自于何处? 民国的韵味在于它这么的近,却又那么的远,它使得一些人的怀旧情怀,特别是文化怀旧的情怀有所寄托。不过,民国在另一些人眼中可并不美好,当豆瓣网上登出广西师大这次座谈会的记录时,就有人在后跟诗一首:“小资教授情怀党,闭目塞听著述忙。因嫌今日薪水少,故造前朝繁华象。开口民国贵族气,闭口旧都传承长。谁记太太客厅外,杂院饥民饿断肠”。这首诗很能代表反对“拜民国教”者的意见,在与谢泳的对谈中,推崇“民国范”的陈丹青曾特别提到,有些人给他寄来一些很难看的民国照片,譬如穷乡僻壤的贱民,长相难看的官员等等,以此来证明民国的“丑陋”。陈丹青喜欢用一个词来代表他想象中的民国:民国范。“民国范”本身的含糊性,在一定程度上,倒是能够容纳对不同人来说意味不尽相同的民国。 如果承认民国也有其“黑暗面”,那么,我们面临的问题便是,我们的民国记忆和言说中是否有想象的成份?如果有,那么,我们为什么要想象民国呢? 如果将话题转回到民国教材,我们不难发现同样的问题。突然畅销的这几套民国教材最明显的缺陷是它们在语言、用词、包括内容方面,都有与当下生活脱节的一面。更为重要的是,对于很多家长而言,给孩子购买这些教材只是“跟风”,而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逼迫孩子们读这些老教材,也许它们只会成为孩子们的另一个负担。至于如某些专家所言,这些教材的热销与时下的“国学热”有关,则完全成了一种一厢情愿的“误读”。 所有对于民国的想象,其实最终都指向“当下”。民国成为了现实社会的一个对照物,消逝了的民国有文化味、自由、洒脱、优雅,处处彰显出当下的市侩、粗俗、禁锢和功利。我们其实在借助民国批判当下:对民国教材追捧的背后是对当下教育制度和现状的极大不满;对民国人风范的景仰则是对当代人人格缺失的失望;对文化古都的追怀,又何尝不是对当下人文精神弱化的失落?基于此,我们中的很多人选择相信那段历史的传奇性,这种相信本身便已成就一种“姿态”和“立场”。 民国教材的重见天日,如果引发的不仅仅是家长们的抢购,而最终能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两个时代间不同教育理念的比较,认识到这是强调自由、个性、独创与强调功利、规范和模式化这两种不同教育方式的结果,那么民国教材热也许不会成为“一阵风”。 凌云岚 本期登场:《陪孩子走过高中三年》 北京大学出版社 刘称莲 著 在书中你看不到有关家庭教育的空话、套话,也没有千篇一律的口号,有的都是源自真实生活的点点滴滴:妈妈和女儿一起“崇拜”周杰伦,陪女儿走出失恋的 澳门中骏娱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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